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算得上是幸运的! 因为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正好赶上打倒了，推翻了。要知道文革时期由于受到反动派的严重约束和控制，人们的工作和活动重心全都是“、大生产、大批斗”等集体运动，教育根本得不到重视。当时农村（最起码我们那一带的农村）是没有学前教育的。当然，这些事是长大后我才知道。

  被打倒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七年，当时农村还都是集体化，在党的号召下各村都纷纷兴办了幼儿园。我们村是全大队最大的村庄（以前的大队即现在的村委），兴办幼儿园的行动当然走在了全大队的最前面。

  那时还有好多知青插队在我们村，于是我们村便推选出了一个叫覃姐的知青和我们本村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姐姐(六姐)负责担任幼儿园的老师。那年我六岁多，幸运地赶上了幼儿园的第一班列车。

  虽然我还很小，但我的记性非常好，我清楚的记得，刚成立幼儿园的时候，什么都要从零开始自力更生。没有教室，村里就藤出了一个小小的旧仓库作为教室，没有书桌，村里就找来一些旧的木材来做书桌。因为我爸是村里手艺最好的木匠，于是做书桌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爸的身上。

  我爸做村里的木工活是经常带我去的。包括修仓库，做大门，修生产队的农具等，当然做幼儿园的书桌也不例外（我因此在长大后很自然而然的会了许多木工活）。

  老师（覃姐和六姐）好象也来参与了幼儿园的准备工作，但具体做什么我已无印象，因为那时有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经常串来串去看我爸做木工，我只顾跑去和大家玩了。那时每个小朋友脸上都充满了欢笑。

  也许是木料不够，或者其他原因，经过几天仓促的工作，爸爸只做了十几张简单但很结实的矮矮的书桌就完工了，并没有做小板凳。于是老师说板凳需要各个小朋友从自己家里带来。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很高兴。因为终于能上幼儿园了。

  记得好象是刚“开学”的头两天，老师就带领我们挖小便坑(我们管它叫小便所)，这可是幼儿园的必备设施，没有小便的地方可不行啊！做小便所的地点就选在教室后面不远处的池塘边。

  挖小便所的工具是老师从家里带来的丁锄和铁铲，两个老师姐姐轮流挖，挖累了偶而也叫上几个年龄偏大力量较大的淘气鬼把挖松的泥土往上捧。

  小便坑挖得并不宽也不深，大概一米见方，四五十公分深左右吧，能没到大人的膝盖。两个老师挖了大半天，两个坑基本算挖好了，只是松泥还没夯平。有几个调皮的大孩子（好象是爱民、爱开、爱勇和爱斌，还有谁我也记不清了）趁老师休息时就抢先“试用”了。在旁边休息的老师六姐见了大声叫道：还没挖好谁叫你们就撒尿下去了？那几个淘气鬼听了笑哈哈地故意向着老师抖了抖“小弟弟”，然后迅速提起那个年龄特有的胶头松紧裤撒腿就跑了。

  小便所分为男娃一个坑，女娃一个坑，美其名曰“男小便所”和“女小便所”，两个坑相隔不到一米，全是露天的没有围栏，老师叫那几个调皮的捣蛋鬼爬到树上折来几枝相思树的树枝，插在两个坑中间，象征性地把男小便所和女小便所分隔开来。其实是起不到任何遮挡作用的，只是对大家说不能“越界”，否则就是不文明行为。但女孩子蹲下来小便的时候总是被我们男孩子在这边“噢！噢！噢！”的起哄。有几个胆子大的男孩子甚至掏出“小弟弟”来将尿射向女孩子蹲的方向。女孩子则是“坚定不移”的拉完尿后才迅速拉起裤子。

  其实我们撒的尿都不够泥土吸收，小便坑的作用只是教育咱们不可以随处小便罢了。

  那时的我们是没有书包的，每天都是手拿着课本和作业本、铅笔和小板凳去上课。课本很薄，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算术作业本是双横线簿，语文作业本则是小方格或米字格簿。铅笔分有两种，一种是一头带橡皮擦的，比较贵，要六分钱才买得一支，另一种是没有橡皮擦的，只要三分钱一支。那时好象大部分人都是用没有橡皮擦的，或者另买有橡皮擦，或者写错字了就蘸点口水将纸浸润，然后用指甲轻轻地刮。虽然也能将错字刮去，但往往刮过的地方都涂得黑黑的甚是难看。

  当时村里也很关心儿童的健康，好象是怕流行病的发生吧?每天早上六姐老师都从村里养猪场的伙房里(估计是从那里吧?我也不太确定)熬了两大木桶的“茶”水——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用按树叶和一些甘草熬成的茶色开水，挑来给我们喝，碗或口盅是各人从家里带来的。调皮捣蛋的大男孩总是不怕汤（其实也不是很汤那种），六姐刚放下扁担就争先恐后的卷起衣袖伸手到桶底抓取甘草来吃。能捞到甘草的肯定免不了兴高采烈的欢呼，只有“女同学”不敢伸手下去捞所以只能干瞪眼。

  那茶的味道真的很好，甘甘的有点苦又有点甜，大家都抢着喝。至今都还忘不了那种快乐的味道。

  开学没多久，我就认得了很多个字，好象老师教的我都学会了，老师经常拿我写的字或算术题来给其他人看，甚至还让我教那些没学会的人。

  记得有一次，六姐老师把我叫到比我大一岁多的肥七旁边对肥七说：让强弟弟教一下你吧，3+5=多少你看强弟是怎么算的。那时我感觉肥七很笨，怎么算不出3+5=8呢？5+1=6嘛！6再+1不就是=7了吗？7再+1不就=8了吗？加三次1不就相当于加了一个 3了吗？我不知道如何比划才能让肥七容易学懂，于是也学着老师的方法，当着六姐老师的面教肥七，我伸出左手五个手指，对肥七说：这是几只手指？肥七说：五只。我又伸出右手的三只手指和左手排在一起问：连这三只一起算一下看总共多少只？于是肥七从我左手的小指从头开始一个一个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只！我又问：五加三等于多少？——八！肥七答的还挺快，但到我叫他用自己的手指算时他竟算得九，因为他点数时无意中把食指伸出来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啊？右手怎么成四只手指了？来来来！我教你这样算，我从他的草稿簿上撕下一张废纸来（那时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制的草稿簿，是用两分钱一张的一开白纸折成32开并用订书机订好后再用刀将折叠处割开而成的），我把纸小心的撕成八张象五分硬币大小的小纸片，然后数出五张对肥七说，这是几张？肥七数了数说：五张，然后我又指着旁边的三张问这是几张？肥七又数了数说：三张，然后我做了个合并的空动作问：那把这五张和这三张加起来呢？总共得多少张？肥七从头数说一遍说：八张。我又将五张中的一张移到了三张那边，问：现在两边（各）是几张？肥七说：两边都是四张，于是我接着马上问：那4+4=多少？没想到肥七考都不考虑马上回答说：8！然后我又移了一张问：3+5呢？8！我又移了一张问2+6呢？8！我又移了一张问：1+7呢！8！没想到肥七每次都答得很快并且正确。

  不知道那时我怎么那么聪明，竟会用上了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但我仍有点好奇肥七怎么算的那么快了？六姐老师在旁边满意的微笑说：七哥你看强弟弟多聪明啊！你要按照强弟弟的方法来算才行。也许六姐老师也认可了我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吧？

  现在想起来可能肥七是知道了那些纸总共也就只有八张，所以才算得那么快！但后来肥七的算术好象真的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上了小学五年级数学成绩还是很好。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我“诱导式教学”的功劳。也许是因为小学的老师教得好吧！

  还记得有一次不上学（可能是星期天吧），一帮大哥哥们“邀队”去村里的防涝堤挖一种叫“芭蔗草”的茅草根来吃，当年那个饿呀!什么都觉得好吃。可是因为太远，他们又跑得太快（我比他们小一两岁呢！）所以我没能跟着去，终究没吃到那种草根。后来我还一直想去挖那种草根吃，但总是因没有人和我一起去所以一直没去成。

  长大后我专门去挖来尝过，什么鬼味道啊! 两分微甜八分苦的，就没有什么好吃的。可是我明明记得当年他们挖多了带回来到处炫耀时还嚼得津津有味，我求到哭了都没人给一条我尝一尝。想想那时才六七岁的我求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哭起来，还真有点可笑和可怜。

  平时上课除了教语文和数学外，老师还经常教我们唱歌，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拔河比赛，老鹰捉小鸡，捉迷藏等。虽然娱乐活动是那么的简单，但我们都玩得都特别开心。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刚上幼儿园还没多久，生产队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又搞起了妇女“扫盲班”。扫盲的任务就由幼儿园老师负责。妇女们白天集体出工干农活，晚上去幼儿园教室认字学习文化(那应该是受文革毒害多年后政府的挽救措施吧?但好象收效甚微)。我清楚的记得我还亲自辅导我的母亲，我手把手教母亲写了“上中下人口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字，那时觉得母亲好笨好笨，教了好多遍都没能独立写完。我都不耐烦了，而妈妈也始终没学会那几个字。

  现在看到母亲老态龙钟的样子仍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真后悔当初没能耐心教会母亲写那几个字!这也许就是我在幼儿园的印象中最难解开的情结了!

  幼儿园的岁月里还有许多许多难忘的情景，每每拾起那些记忆的碎片，总让我又如同回到那段天真无邪、活泼快乐的童年时光。

  可惜我只读了大半年就上小学了。可能是因为同龄的孩子太多教室容不下吧（或者是别的其他原因），老师就选一些学得好的到一年级跟班“试读”。我虽然还小，但也被选中了，我清楚的记得是从第一册中途试读的，试着试着就直接上一年级了。因没有课本，老师还开玩笑的说我不是正式的一年级学生呢。但我的成绩比那些原来正式的一年级学生成绩还好。

  当然也有好多人“试读”不合格又回到了幼儿园“继续深造”。但我牢牢记得自己从未“正式”读过小学第一册。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九七八年秋学期)我就正式告别幼儿园的生活。

  好象到七九年，也就是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幼儿园就停办了。原因是村里搞起了小队小组制，各个小队或小组只需要管好各自的生产就行，多劳多得，不再是全村一锅粥了。于是人们的干劲足了，专心搞起了农业生产，并且知青也返城了，没有了全村的支持，没有了覃姐，六姐一个人也没有能力承担起幼儿园的教学任务。所以再也没人顾及幼儿园的事了。

  一九八零年又搞起了土地包干到户(当时叫分单干)，人们的干劲更足了，生活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但仍都是各顾各的生产。没有了生产队的集体精神，更没有人去提到幼儿园的事了。

  可怜我记忆中的幼儿园就这样只办了两年多。从那以后，村里的孩子都是到了年龄就直接上小学了。并且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村一直没办过幼儿园!

  我一直认为，幼儿园是十分重要的教育阶段，因为及早启发了儿童的懵懂思维，及时端正了儿童对善与恶，对与错的认知。

  我永远怀念我的幼儿园！怀念那段天真无邪的快乐时光！怀念六姐和覃姐！怀念木桶里的桉叶甘草茶！怀念苦中带甜的茅草根！

  韦珍强，1973年出生，宾阳县大桥镇六龙炒豆村人，大学专科学历，曾在玉林市模具制造技术学校任专业理论课和实习指导课教师，喜爱文学创作，现为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