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来到河南新乡县刘庄，这里是史来贺生前奋斗的地方。他上个世纪50年代就闻名全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搞得风生水起，成了河南乃至中国大地上的一面旗帜。采访中，刘庄人说的一句话引人深思：史来贺对群众有“两怕”，一怕在群众中孤立，二怕在群众中孤独。

  因为怕在群众中孤立，史来贺一生朴素无华，不搞特殊，不恋权势，不图虚名，不谋私利，严防个人威望造成“一言堂”，实行民主决策，只为群众干实事、干好事。因为怕在群众中孤独，史来贺喜欢端着饭碗赶村街上的饭摊儿，与乡亲们蹲在一起边吃边聊;喜欢下班回家时坐在马路牙子上，与男女老少一起谈笑风生。他曾因为被禁止接触群众而落泪，曾坦言“离开群众最难受”。

  人生在世，总该怕点什么，或者敬畏些什么。有的人怕没钱没权，蝇营狗苟惶惶无措;有的人怕神怕鬼，烧香磕头傍“大师”;有的人怕吃苦吃亏，凡事都要打个“小九九”;有的人怕的是上级，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同是一个 “怕”字，史来贺怕的是脱离群众，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他的“两怕”，饱含对人民的敬畏，对群众的感情。对于干部来说，有了这“两怕”，群众就会和他站在一起，更会把他放在心里。

  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保持敬畏之心，历来是立身处世的“清醒剂”。“敬”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追求与人生态度，“畏”则展现出人们的自我警醒和忧患意识。“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大抵能从他的敬畏中找到答案。如果无所敬畏，就会天不怕、地不怕，百无禁忌，为所欲为，而越“雷池”、闯“红灯”、破“底线”，其结果必然害人误己。

  一边吃着龙虾一边辱骂百姓“给脸不要脸”，面对前来办事的群众大放厥词“我就是不为人民办事”，众目睽睽下爆出“有意见去厕所提”等等雷人之语。凡此种种，皆是源于不敬畏群众。没有敬畏之心，就没有了思想的标尺，也就没有了行动的准绳。心存敬畏，则会谨言慎行，严于律己，不会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拿。敬畏群众，说到底是对群众有真感情，了解群众所思所盼、甘苦冷暖，这样作决策时才不会想当然、“拍脑袋”，少走一些弯路。

  敬畏之光，烛幽以明。离群众越近，离“”才会越远。敬畏群众是感情，更是一种责任。常怀敬畏之心，恪守为政之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离群众近些、再近些，把为民造福的实事办得多些、再多些，我们才可以从群众中不断汲取前进的力量。

  史来贺，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原党委书记。他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中央组织部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员的优秀代表”。1979年，他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8亿农民宣读了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倡议书历史已铭记了他，这位新时代农民的先驱，这位中国乡村的灵魂人物。

  1952年12月，22岁的全国民兵英雄史来贺，当上刘庄村党支部书记。1957年，棉花高产的刘庄，成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史来贺与刘庄，凝成了一个血肉整体。

  史来贺的50年村支书生涯中，16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当选三、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五、六、七、八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员、全国优秀领导干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有重大贡献专家、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植棉能手直至2003年4月23日，73岁平静谢世。

  2009年4月3日，时任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视察刘庄，握着现任村党委书记史世领的手说：“你父亲的名字，我很熟悉，他的事迹我也很熟悉。一个50年代的老典型，不断地与时俱进，使我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要研究怎么做到的与时俱进。老支书的楷模作用，这次来看一看，我也是慕名已久，了却心愿啊!”

  在今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又做出重要批示：“史来贺的事迹和精神很感人。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可集中宣传一批各类党员干部正面经典人物，使大家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时代跌宕递进之中，一面红旗50年不倒是一个奇迹。史来贺青年时的起步，恰与新中国起点重合，一路穿越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时代。曾与他齐头并肩的一批全国农村知名典型，眼看着载沉载浮，一时有人飞黄腾达，一时有人饮罪落马，一时有人昙花一现而他，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典型。这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谜。

  其实，他是一个率性的中原汉子，素来光头，身板壮实，眉目开朗，粗喉大嗓。头上的白羊肚毛巾后来不系了，还是一身布衣，两脚泥巴。他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夏秋下雨天，光着脊梁在田野的大雨中呼啸扑腾。

  一个人，一个村庄，1.5平方公里，50年这完全是他的主动选择。

  1953年，上级就要调他去当国家干部，派新乡县四区区委书记史广礼“三顾茅庐”。大热天，他拉了两张苇席，俩人睡在打麦场上一夜谈心，他说服了史广礼，留在了刘庄。

  1957年，他当上全国劳模，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上级准备破格提拔他当新乡专区农业局长，他谢绝后留在刘庄。

  1965年，新乡地委下达任命，他进城当了新乡县委副书记，还兼任刘庄大队支书(注：1958年1983年人民公社时期，刘庄村为刘庄生产大队)。不久“文革”动乱，他被打成“黑劳模”、“走资派”游街挨斗。1968年9月一个深夜，他带上行李骑自行车回了刘庄。

  1977年，他再次当选全国劳模，河南省委任命他为新乡地委书记。地委第一、第二书记登门做工作，他要求兼任刘庄大队支书。上任后，平时在刘庄办公。直至转任新乡市人大副主任，他还在刘庄

  一生一世，史来贺都不肯离开刘庄。客观原因是刘庄群众不愿他走，他自己又为了什么?

  他说：1949年8月6日，我在刘庄第一批入党，是在镰刀锤头的党旗下立过誓的，当时没见到统一的誓词，我掏心窝子说过：“为了刘庄父老乡亲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都过上好日子，我自愿加入中国，不怕死，不怕苦，不怕吃亏，跟党走一辈子不变心，死不回头。”员一诺千金，我怎么一走了之?

  他说：1957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刘庄千亩棉田亩产皮棉111斤，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握着我的手说过：“但愿你们高产再高产，给全国树立个榜样。”如果哪天又见周总理，总理问我：史来贺，你的棉花种得怎么样了?我怎么回答?

  他说：我和同时期的全国劳模文香兰谈过，咱农业劳模的责任，就是跟群众一起劳动，把脚下这块地球修好。我清楚自己的能力，只适合干村支书

  因为，老史他是穷人出身，有穷人的体会，始终没把穷人忘了，没把可怜人忘了。

  那年看电视剧《巍巍昆仑》，看到剧中的毛主席蘸墨挥毫，一笔笔写下“永远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史来贺忽腾一下站起来，热泪盈眶迸出一句：“毛主席啊，最了解中国国情，最了解农民!”

  他一辈子情有独钟，正是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他之所以对忠诚，是因为对老百姓好，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他之所以为劳苦大众献身，是为了让老百姓相信，跟走。就是这样一种逻辑组合、一种血肉组合，使他的政治志向至大、至纯、至坚、至刚。

  1930年7月25日，史来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他从小满眼都是苦难，父亲给地主扛了30年长工，加上连年涝旱盐碱灾害，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土匪抢劫留下黑条限期交钱，全家哭天不应，把口粮、被子、棉袄都卖了，那个饥寒年关就像《白毛女》中杨白劳家的场景。他4岁时生对口疮，12岁时发高烧，无钱医治两次差点夭亡。尤其1942年河南大灾荒，刘庄死了60多口人，16家绝户，史家也失去3位亲人。从小最亲他的堂哥快饿死了，他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堂哥吃，眼睁睁看着堂哥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妻子刘树珍，父亲被日本人抓劳工砸死在煤窑里，全家外出逃荒前，把16岁的她送到史家成亲，那年史来贺才14岁，过早地长成了男子汉。他给富人打长工、放牛羊，又到小冀镇赶集做小生意，爷呀婶儿的喊着叫卖蔬果茶水;冬天拉粮车当脚力，脚跟冻裂在雪地留下一路血迹

  所以，他的初衷充满痛感，他的追求带着血痕，怀着一种强烈的抗争心理，为贫穷农民求翻身，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他成了旧社会苦难史的彻底颠覆者。

  刘庄，坐落于一个历史的敏感地带。知中原而知天下，这片土地成了一块当代“试验田”。1958年，毛主席到与刘庄相邻的七里营视察，提出著名口号“人民公社好”;1957年，周总理希望刘庄给全国树立榜样;1981年开始，党中央又持续关注刘庄改革进程，逐年汇报逐年批示只有一千多口人的刘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大棋盘上一枚有代表性的棋子，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密集地莅临刘庄，17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专家频繁地访问刘庄，全国参观者涌向刘庄，国内外新闻媒体报道刘庄

  为什么是刘庄?因为有史来贺。他为世人始知，就是一个农民带头人，他一辈子珍重这个身份，一辈子尊崇这份价值。为了探求一条依靠集体经济、农民共同富裕之路，他充任了一个义无反顾的先行者、开拓者、负使命者、集大成者。他一眼看到底：“如果农民一直过不上幸福生活，那就是咱没本事!”

  他所说的农民，是每个，是全部，一个都不能少。在人民当家的新社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不愿看到贫富悬殊，憎恶两极分化，谁伤了贫困百姓就伤了他，谁冷了困难群众就冷了他。他已形成一种本能怜贫惜弱。

  在他家里，嫁到七里营的大姐家富裕，嫁到毛滩的三姐家贫穷，大姐对三姐有些不屑，他走亲戚就常去毛滩，极少去七里营。

  出国考察，看到了美国医药企业的气派，看到了日本中小企业的精良，但最触动他的，是摩天大楼下的贫民区，是霓虹灯背后的贫富不均。

  改革开放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他正年富力强，两个儿子世领、世会也有才干，爷儿仨如拉出去单干，人脉本事足以轻松致富，甚至有人预言会成为雄踞中原的富翁他却说：“个人富了，大多数人还穷，吃饭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觉呀。集体搞好了，群众富了，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

  他多年养成习惯，每夜入睡前，都要对全村300多户“过电影”。刘庄村民说：“在咱村，是集体致富，不漏一家。全村谁家日子不能过了，老史都过去拉一把。特别是对困难户，格外看得重，恐怕他们过不好。”

  他最牵挂的是病人、老人、孤儿寡母、残疾人，连到刘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叹：“这些可怜人，平时谁理?撵在人家后头说话人家都不想听呢，他们在刘庄有福了。”

  记者采访36岁的余荣海，他单门独姓，父亲早亡，爷爷余得洋是哑巴，母亲韩玉琴有些痴呆。他说，俺家如果不在刘庄，早就散了。从小他就看到，老书记逢年过节来慰问，又派妇女干部帮忙家务，集体新村他家最先入住，还添置了冰箱、彩电、缝纫机。他高中毕业后，又被安排在最安全的药厂微机室上班老史有次路遇韩玉琴，下车问她去哪儿，她连个招呼也不会打，直愣愣说回娘家八柳树村。上下打量她，脚穿新皮棉鞋，身披波司登大衣，打开提包看看，是村干部帮她准备的烧鸡、鲜肉和糕点，老史满意地笑了。哑巴余得洋热心为村邻做好事，孙子结婚时，老史来喝喜酒，还提起早年在梨树园的趣事，他可有面子了。他只要一比划举大喇叭，孙子就知道他又遇见老史了，他还比划老史拉着他的手问寒问暖。有一天孙子告诉他，老书记去世了，80多岁的他跌跌撞撞拉着孙子往史家跑。出殡那天，他站在家门口朝灵车不舍地摆手，泪流无声

  采访杨丽时，她刚当上药厂职工食堂伙房组长。1999年九月初四，她在县医院剖腹产下一对龙凤胎后，大出血昏迷，医生站在血泊中抢救，医院血库告罄，急需输A型血。老史从闻讯那一刻起，彻夜抱着电话，为了一位普通村民的生命，调动的阵势真是壮观。史世领带人最先赶到新乡血站，第一个撸起袖子抽血。汽车把刘庄人马一批批运往血站，终于从2人身上找到了A型血，汩汩输入杨丽体内。杨丽的公公又端来几袋血，说是老史托人从其他医院找来的。杨丽输血4000CC，几乎把全身血液换了一遍。从老杨庄赶来准备献血的娘家人，感动得流泪。医生和病友也赞叹：“社会主义好，刘庄集体好，有史来贺这样的支书，刘庄人还怕什么?”老史见到一对龙凤胎时，小儿女已在花园中蹒跚学步，奶声奶气争着喊“老史爷爷”，他无比满足地连声答应：“啊，可好，可好!”他去世时，杨丽的婆婆拦着灵车哭喊：“老书记，俺们不让你走啊!”

  对放羊老汉刘荣正，对老村医刘明书，老史都是守在床前直到送终。可是，自己的父亲临终时，他正领着群众在棉田里紧张排涝;自己的母亲临终时，他正守在造纸厂烘缸旁指挥试车。这个远近闻名的孝子，只有伏在双亲灵前磕头痛哭。

  他直到逝世前去住院时，还催促村干部：“我想来想去，全村可能数老王家日子最差，你去看看他有啥困难没有。”腿有残疾的王伟民，早年从安徽逃荒落户刘庄。村干部看了回来说，老王家小院可干净了，床上新被子，老伴也体贴，他还亲口说有几万元存款。老史长舒一口气：“只要他还能存几万块钱，村里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问题，这我就放心了”

  夏天，他联系“宝花”厂家，20多年前就为集体新村统一安装了空调，外村亲戚都来刘庄避暑。开干部会时，他指着空荡荡的村街说：“你们看，群众这会儿都在家凉快哩，该睡的睡了，该上班的上班了，多美啊!”

  冬天，一下雪，他就抱着对讲机，通知农场场长让职工晚上班早下班，通知车间主任提醒青年工人穿棉袄。又从大喇叭里通知新单元楼住户：村干部马上去送煤和火炉了，保证每家不受冻!

  过年，他和村干部照老规矩，到牛屋马厩过除夕，替饲养员喂牲口，让他们回家吃团圆饺子

  一桩桩，一件件，老史重重复复50年，人们有多少震撼也平淡了，村民有多少感动也习惯了。老人们喊着他的名字依靠他，其实他也是老人了;病人们拉着他的手指望他，其实他也是病人了。他常常掏出口袋里的救心丸送给需要的人，自己却病到大小便都行动困难了还不让人服侍

  当他是风浪之中一条蛟龙，群众是海;当他是困难面前一只猛虎，群众是山。当他遭受委屈、冷遇、挫折，不太懂政治的农民心里也有一杆公平秤。

  他最难忘“四清”运动中那一幕打麦场上，黑压压坐了几百人，一个由中央、中南局、省委、地委30多名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组，带着“越是红旗单位问题越多”的成见，踢开刘庄大队党支部，召开批斗会。已经“靠边站”的史来贺，在会上接受“四清”积极分子的揭发批判。一个外号“抵人牛”的社员，以前损公利己挨过老史的批评，上台大呼小叫，越说越激动，突然甩掉棉袄，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扑向老史。几百名社员忽地一下全站起来了，“抵人牛”的拳头挥向老史时，人群挡在了老史面前，瞬间站成一道人墙，顿时震惊了工作组!老史低头站久了坚持不住时，一个凳子悄悄递过来，向来少言寡语的普通社员刘名勋，轻声说：“老史你坐这儿吧。”这道人墙，这个凳子，让老史感动至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漠然置之。他们身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却已失去与民共处的愿望和热情，失去与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宗旨誓词，只讲不做，在百姓面前轻民、鄙民、欺民、惧民，与群众之间隔膜、棚架、鸿沟、壁垒，以致出现官向官、民向民的对立。正如刘庄村民说的：“对党对人民，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员，咋不官僚?咋不腐败?必然的!”膨胀时可怕，空虚时可怜，像个气球一触就破，不过区区半张皮。总之，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群众在你心里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就有多重;你心里没群众，群众心里也没你于无声处，雷霆万钧。

  初中毕业生张秀贞1960年嫁到刘庄时，就像《朝阳沟》的“银环”。头次参加群众大会，她想，史劳模一定很魁梧，呢子大衣、呢子帽、大皮鞋台上站起一个人，头系白羊肚毛巾，黑袄黑裤黑布鞋，嗨，就是个庄稼人嘛!

  老史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云邦聊天：“解放前，端着饭碗上街里的饭摊儿，咱们碗里是红萝卜丝、白萝卜丝、白菜心，地主的小瓯里，搁几片牛肉，香油一拌，明晃晃的，咱们看着啥滋味?现在咱们当干部了，啥时候都不能特殊，一些贫困百姓，也是眼巴巴看着的呀。”

  他与家人约法三章：一不比群众特殊，二不占集体便宜，三不收礼送礼。几十年老伴没乘过他的车，5个孩子也要“夹着尾巴做人”。

  他任新乡地委书记期间，专车和秘书可以带回刘庄，他说不需要。在新乡市一间房子也没要。

  他从刚有自行车的60年代起，就要求村里干部，骑车遇到年长的村民必须下车。有了轿车后，村里干部在村内工作不能坐车。外出坐车遇到步行的村民，他总要喊上车捎一程。

  他训起人来快人快语，记性又好，一抖落一串儿，当众剋得叫你地缝难钻。但这只对干部不对村民，他怕伤着群众：“你罚他，罚苦了还得帮他过日子，村上能得多少利?”即使批斗过他、诬告过他的人，他也宽容相待，甚至委以重任。

  晚年的史来贺，更审慎，更明达。吸取一些农村典型蜕化变质的教训，防止个人威望形成“一言堂”，因而特别注重民主，村里大事都交群众大会讨论。

  对接班人问题，他的态度更鲜明：刘庄产生干部，不能个人指定，要集体培养、大家选举，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谁能让集体经济壮大，就选举谁。在他去世20天后，刘庄全体党员大会上，不提候选人，直选新一届村党委书记。史世领以全票当选，但因父亲过去不许出头露面，他对上面七里营镇的干部都认不全。

  “四清”运动最后宣布刘庄为“四清队”，群众大会欢送了工作组，但在运动初期，老史是被逐出大队办公室的，也禁止与群众接触，连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邻居都不敢上门了。下田劳动，没人敢走近他，上工下工一个人，歇息时孤零零地抽闷烟，他落泪了。他感叹：“啥最难受，离开群众最难受。”

  直到去世前，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随处拣个马路牙子，脱了布鞋往下面一垫坐下，男女老少偎过来，说说笑笑一片融洽。村民们说，老史见过恁多大官儿，还平易近人，见了男娃喊小名，见了闺女喊妞，全村1600多口人，他至少能叫出1000个名字，问问老人，逗逗孩子，夕阳下，晚霞里，那是他笑容最灿烂的一刻他是为刘庄人民而活的，这是他的一种生存意志，一种生存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七里营诞生的口号“人民公社好”谢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广大农民分田到户“大包干”的欢呼声中，无数目光盯着刘庄，盯着史来贺。

  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分明是在敦促、劝告、担忧。按照当时思维定势，谁不分地就是对抗中央，一时谣言四起：“史来贺挨批评了”，“史来贺调出刘庄了”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

  1956年，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风，区里将8个村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提名他当社长。他却弃大求小，坚持刘庄“一村一社”。刘庄高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但区里拒不承认“黑社”，不准参加会议，不予传达文件。这时又遭寒灾、涝灾、虫灾，粮棉收成锐减大半，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带领群众大种白菜蔓菁红萝卜，又成立铁木小组、豆腐坊，组织烧砖瓦、到黄河滩割草、到火车站装卸、串乡做小买卖，当年副业收入1.7万元，可买近20万斤口粮，还给群众4次分红。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国农村情况复杂，从目前来看，一村一社比较好。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刘庄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

  1961年，农村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周围村庄扩大自留地，分养牲畜，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老史却弃小求大，坚持以大队为基础。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刘庄干部有个习惯，无论啥事，都爱用刘庄实际这把尺子量量。”刘庄就这么大，居住集中，大队有凝聚力，为了利于发展生产，不必人为拆分几个核算单位，还是不退为好。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把刘庄作为“不退”典型上报中央，得到了的肯定。

  “文革”狂飚突起，连郑州、焦作、新乡的都到刘庄“点火”，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因他在全国民兵群英会上获得过奖励的一支半自动步枪，还诬他“藏黑枪”。老史力挽狂澜，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刘庄绝不能乱，今后写大字报的，自己买纸买笔;外出串联的，生产队不记工分、不给盘缠。”正值批判“唯生产力论”时，他被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在“”的政治高压之下，老史召集村里干部和党员、团员，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说：“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十年浩劫过后，世道人心处处废墟，刘庄却抖落尘埃，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独特景观

  然而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寻常。天大的压力之下，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最严峻的一场考验。

  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新乡解放前夕，战事正紧，18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为豫北战役中的抬担架、送粮草，追剿化装逃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长后，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到了建设时期，他又是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第一个合作社长、第一个高级社长，担任村支书后更是意气风发

  灯下，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多少风险多少重荷，多少精髓多少真谛，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面，尽在夜色里，尽在不言中。长期失眠的他，一次吃4片安眠药都不顶用。村民们说，一年365夜，俺们全村都睡了，只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为俺们操心。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孔夜夜独明的灯窗这一幅“静夜思”，是史来贺人生中最经典的画面，是刘庄进程中最关键的图示。觉悟觉悟，田野上“觉”，村舍里“悟”。坐乡下而观天下，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他深知，刘庄这面红旗，不进则退，退则必倒，因此他的所有参悟，都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此时的刘庄，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工林牧副占总收入70%，2/3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三产业，集体实力丰沛雄厚，机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强，村民收入稳步增长，出现了阔步前进的势头刘庄分不分?

  全村300多户出现3种声音，“不分”占75%，“两可”占20%，“分”占5%。想分的人，有的认为凭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

  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老史从台上站起来，竟然把中央印发的《关于逐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整整一大段线多字，一口气背了出来!既然都说了，“应从实际要和真实的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不分”更占上风。但老史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最终，除了2户决意出去单干，刘庄上下形成共识不分。

  刘庄历史上，每一次特立独行，都是一次强刺激，都激发出了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1980年，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

  1981年8月，视察刘庄，对史来贺说：单靠抓农业，100年也富不起来。你找到了一种好形式。你们先进单位就要先走一步。

  1982年，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分为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7个专业36个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2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

  21年后，史来贺去世，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355户1616人的刘庄，固定资产近10亿元，总产值8.8亿元，上交税金4500万元，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上学、看病、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并在兴建别墅新村。农业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除19名劳力在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其余劳力从事二、三产业。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

  而且，刘庄“一村帮带13村”，把周边新乡县、修武县、原阳县13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也带入中等水平甚至先进行列。

  1991年，中央视察刘庄，感慨道：说句心里话，社会主义好，刘庄是有说服力的。

  1989年，全国政协主席视察刘庄，激动地说：我今年80岁了，就是要看到农村人的这一天!

  1990年，国务院总理视察刘庄，题词：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央书记处批示：刘庄“堪称依靠集体、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典型”

  “不倒翁”，“擦边球”也有人会这样说。从这种比喻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术”，是技巧;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道”，是信仰。

  实事求是，是的看家本领。刘庄道路的长期探索中，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不论顺风逆水，不论激流险滩，始终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有主心骨与不停地改进革新的关系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老党员们含泪相问：“50年了，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

  这个50年的村支书，怀着渊渟岳峙一般的道路自信，有主见，有风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尤其在重大关头把稳航向，使盲目的“一刀切”总在刘庄切不下去，集体经济避开分崩离析、功亏一篑之弊，免去折腾，未伤元气，有恒产，有恒心，在每个时代节骨眼上都绽放异彩，不负重托，不负众望，终使一面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红旗，在阔步行进的平衡中乘风不倒。

  史来贺是一个善始之人，人生成名早，志向定型早，事业开创早。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善终之功。一生践行党的宗旨，从无怀疑和犹豫，从未动摇和偏离，所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毕生奋斗终成正果。

  他的成功说来简单，就是坚持“两个一”：一切从刘庄的实际出发，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庄百姓的利益出发。

  刮“浮夸风”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公社压任务，要放小麦亩产15万斤的“卫星”。刘庄会计算算，15万斤麦子装麻袋，在一亩地里能结结实实码两层。老史顺势说，亩产15万斤的线亩“卫星田”，大田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卫星田”连麦种都没打够，靠大田才稳产。

  刮“共产风”时，公社对生产大队“一平二调”，把小麦玉米拉走了，把够檩条的树刨走了。老史详细记下来，拉走什么粮、多少斤，刨走几棵树、多高、多粗等等，都要求来人开具了收据。不久，中央通知退赔平调物资。许多大队空口无凭干吃哑巴亏，刘庄却出示收据，领回折合退赔款7.2万元。人们佩服老史长了“前后眼”，他说：“啥眼!这是把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一动就心疼。”

  1960年，办大食堂的恶果显现出来，周围村庄里，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甚至饿死了人。刘庄却留下了一段愉快的“黑色幽默”。群众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务长，“只要他不死，咱村人谁也不会饿死!”粮食不够副食补，仅红萝卜就种了70多万斤，又用棉籽饼、玉米芯自制淀粉10多万斤，还做豆腐、粉条和养猪。群众顿顿都能吃饱，每周还有肉吃，全村连一例浮肿都没出现1961年春天根据中央精神，大食堂解散，可刘庄人竟有70%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

  那年土改，翻身农民分田分地，可一些穷人怕变天不敢要。年轻的史来贺跳上高台，拿着大喇叭带头“倒苦水”。老年人至今记得他的话：“天地，天地，天和地总是相连的。咱们翻身了，天都是穷人的天了，为啥还不敢要地?!”他历数村里穷户那些惨死的亲人、悲伤的往事，讲得台下一片哭声，打开了局面。

  那年平整土地，有人担心平到猴年马月。他在动员大会上说：“地再赖是死的，人是活的，平好一洼是一洼，治好一坡是一坡。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咱这辈子不行，还有子子孙孙!”讲得人心大振，士气高昂。

  那年寒、涝、虫重灾齐袭，在生产自救大会上，他对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说：“集体也像一家人过日子，总不能天天都有财神爷守着，都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护着。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天塌下来咱们当被子盖，绝不会让新社会的刘庄饿死一个人!”讲得台上台下一起掉泪，人心安定下来。

  那年丰收在望，他在群众大会上说：麦熟一晌，要开镰了，村里每人每天发一两鲜肉，自家煮点鸡蛋。又补一句：“不能光叫儿子吃啊，让媳妇也吃个鸡蛋。”他宣布先放一天假，让媳妇们回娘家看看娘，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们接回来“咦，俺媳妇们可真高贵死了!”全村妇女欢天喜地，割麦子比男人还飞快。

  他去世前一年多，一份5000字的《史来贺书记对刘庄调查研讨的谈话》发给了全体村民讨论。他依然一团火似的，把刘庄的未来端到群众面前，掰开揉碎地讲，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讲假如变成非集体经济将会出现的问题，讲刘庄还要走集体致富道路。并从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别、选好接班人、内部机制改革、竞争上岗、家庭再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合理差别、共同富裕的发展方案

  俗语说，“话说三遍如凉水”，但同样的大道理，老史每次都能讲得像刚出锅一样新鲜滚烫。他的演说亲切家常，充满辩证法，洋溢泥土气，衣食住行随口道来，一直讲到人的心坎里。所以，刘庄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通知不过半小时就坐齐了。有时晚开几天，村民还催促“该开会了”。年轻人李博说，记得小时候，常见大人们去开群众大会，一路上热热闹闹，赶着去听老支书讲话，大伙儿拍巴掌拍得可响了，像看电影听戏一样开心

  小村庄的马列主义，诠释得风生水起，群众信了;小村庄的群众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众服了50年已入大化之境，炉火纯青。

  史来贺坚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说到底，是对群众觉悟的自信，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所以他笃定地说：“不要光看上级的、一时的评价，要看群众的、历史的评价。”

  果然，群众在响应他，历史在呼应他。一个显著例证，就是在他的家乡出现了全国罕见的“新乡现象”。在一个地级市里，以史来贺为首，形成了一个全国和全省重大先进典型的密集群体，涌现了一批“史来贺式”的农村党委、党支部书记吴金印、刘志华、裴春亮、范海涛、张荣锁、耿瑞先、许福卿史来贺1990年10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更成为全国一代村支书的生动教材。

  一个原点上的无限坚持，一个原点上的极限飞跃，史来贺以50年的跨度、广度、深度、高度，让人们懂得，当一个村支书多么不简单!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然而刘庄的这条路上，一颗汗珠摔八瓣儿，是一般人吃不了的苦。

  “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刘庄地处黄河故道，4条3米多深的河沟，5个大坑塘，1900多亩土地碎成了700多块，沙土掺胶泥，全是“耷拉头、仄楞坡、盐碱洼、蛤蟆窝”。1953年，史来贺组织平整土地攻坚队，带领400多名劳力，举着红旗开上第一线。他光膀子把几百斤重的小车推得像飞一样，有次发着疟疾还昏倒在工地上刘庄人苦战20年，凭着铁锨荆筐独轮车，把700多块赖地平整成了4大块方方正正的丰产田。所以当地人说：“想吃啥去陈庄，想出力去刘庄。”外村闺女多年不敢嫁刘庄，先是怕穷苦，后是怕艰苦。

  1957年周总理的嘱托，让史来贺“总觉得背后有个大巴掌在推着”。他当植棉科研组长，抱着被褥住进试验田的小屋，一蹲8年，成了“棉痴”。老辈子种棉行距“放下孩儿、搁下篮儿”，每亩不超2000株，他与父亲这个庄稼老把式打擂获胜，推广科学亩植5000株左右。并制服了“棉花癌症”枯萎病、棉蚜虫和脱铃、疯长。而且成功育种“刘庄1号”、“刘庄2号”，高产抗病的“刘庄3号”又在豫鲁鄂浙大面积推广。1970年，阿尔巴尼亚棉花考察团第一个从国外前来参观。老史的论文《科学种田连年高产》在《植物学报》发表，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特邀研究员，被中国农业科学院邀请做学术报告，成为全国农学会会员、全国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棉花学会副理事长。1984年为了棉田洒药治虫，刘庄3万多元购买一架蜜蜂3号超轻型飞机，更成新闻热点。

  1964年起，老史带领100多名壮劳力，起早贪黑从百里以外的太行山下拉石子。村里打了7眼大口径机井，架设高低压线米，修建桥梁、涵闸、退水坡7座，铺设地下管道1000多米，37条暗渠总长13000米，形成井河双灌，95%以上耕地稳产保收。

  但是，“高产穷队”的危机也出现了。高产再高产，已超吨粮双百斤棉，可是劳力农药化肥投入更高，经济出现负增长，十几年里，人均分配每年平均只增加1元3角钱就在种植业一棵树上吊死?

  曾任大队会计的王云邦记得，那一段时间，老史老爱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除了麦子玉米棉花，把村里能生崽儿的母鸡母兔母羊母牛母驴都算上了。

  “要想日子富，工商林牧副。”1964年，新乡百泉农专处理奶牛，一头大奶牛上千元，老史只掏90元牵回了3头小奶牛。村里人来看稀罕：“这是牛啊还是羊啊?夜里可看好喽，别让老鼠拉走了。”老史哈哈笑道：“有小不愁大。”1967年，老史派人到泌阳，3000元赶回6头大母驴，便宜没好货，有人编顺口溜：“提起泌阳驴，笑破人肚皮，六驴七只眼，还有个前栽蹄。”老史又派人到伊犁，买了27匹新疆马，26母1公，用鞭子赶着走了俩月回到刘庄，人们问黑瘦的赶马人：“你们是从非洲赶马回来的?”到70年代中期，畜牧场已每年卖骡马20多匹，100多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千斤，又衍生了奶粉厂、冰糕厂、乳品加工厂;同时磨面机、轧棉机、榨油机响声此起彼伏，集体新村也已动工，全村生机勃勃一片兴旺。

  刘庄的动静，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安。对棘手的史来贺，曾“调虎离山”，调他去当某县县委书记、某区区委书记，他不去;又婉言劝退：“老史啊，年纪不小了，下来让年轻人干吧。”老史反问：“我才40多岁，咋就年纪大了?”来人威胁：“你是全国著名农业劳模、植棉能手，不把精力放在粮食和棉花上，你不怕砸了牌子、坏了名声?”老史回答：“牌子、名声不值钱，一个员能给老百姓谋些利益，才最值得!”

  1974年冬天，拖拉机手拆下哑了的喇叭，向老史抱怨市场上配不来货。村里刚在铁木小组基础上草创了机械厂，技术厂长是高中毕业的史世领，他正在自修大学理工课程和机械、制图等知识。老史父子和工人把坏喇叭大卸八块，3天3夜鼓捣响了。砸喇叭碗儿时，却焊接、冲压、冷轧、热轧都不满意，老史提议改为两次冲压，成了!改进的产品定名CF66型双音排气喇叭，可到省汽车配件公司推销时，村办小厂吃了闭门羹。老史到省里开会，索性把刘庄喇叭摆到了大会会场上。这一招线多个省市的采购员纷至沓来。农家大院里，万能外圆磨床、万能升降台铣床、精密滚齿机、插齿机发出欢快的轰鸣。

  机械厂像只母鸡，又孵出了面粉厂、造纸厂、电瓶厂、棉油加工厂、缝纫厂、砖窑厂，加上牧林渔业，村里已有十几个小企业。还有4辆解放牌汽车、2部三轮摩托车、8部拖拉机、10部柴油机、150部电动机、11部小麦收割机、1部小麦播种机等等。1980年全面丰收，粮食亩产1675斤，皮棉亩产222斤，全村总产值205万元，工副业占66%。

  然而，一旦进入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80年代，刘庄的种种骄人成果，统统成了小打小闹。在争上项目的热潮中,这一群农民坐不住了，钻天拱地，左冲右突，一阵盲目乱撞。

  养鸡，鸡群互相叨得没毛儿，派去管理的村委会副主任把鸡嘴钩儿都剪了。出鸡瘟时，怕老史知道，死一只往大烟囱里扔一只，扔了满满一烟囱。

  上食品厂，冰淇淋、糖果制造机都进村了，但高档产品在农村难销，低档产品不赚钱，停止;

  上纤维板厂，买回主机，备足原料，到附近李台村、郎公庙村一看傻眼了，价廉利薄的纤维板一垛一垛堆成了山，停止;

  上造纸分厂，“农村姓猴儿的多，你干啥我学啥”，村村都有造纸厂，又因污染自然环境受到政策严控，下马;

  上高级卫生纸厂，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花40多万元建厂，出口却突然受阻，只得转产包装纸保本。卫生纸分给村民，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

  老史过去样样在行：抬头看天，预言灵验;隔皮挑瓜，个个包甜;干活也爱示范，从耩麦子到使牲口，从装车到挖河，直至建厂办企业群众认定，老史说啥情跟着走了，没错儿。这时起了怨言：“搞搞这，搞搞那，弄弄停停，拿钱往火里扔哩?”

  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就是在这一件大地原创作品上，可以放开胆子做梦，而且亲手梦想成真。沧海转瞬桑田，大手一挥，1900多亩耕地变得平平展展;大手一挥，千亩棉田堆起座座银山;大手一挥，水渠纵横织遍田野;大手一挥，集体新村拔地而起;大手一挥，农林牧副人欢马叫但现在，他的手挥不动了，梦境超出了一个农民的传统疆域

  1984年，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鼓励“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鼓舞”。副总理视察刘庄时说：“老史啊，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丰沛雄厚，要办，就办大企业，小企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

  老史心中豁然开朗，反思过往，面向未来，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定盘子”：一切重新开始，想高的，干大的，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

  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为二药生产药品“中间体”，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时，生物医药工程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物专家，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镛。但钱工的住址，只知是在无锡钱塘大街，不知门牌号，仅记得门口有根电线杆。

  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与2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下午重来，终于在一根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里的钱家。钱工一听却摆手：这事农村干不了，干不了!

  钱工千里迢迢，一进刘庄眼就亮了：“想不到，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绝不次于苏南一些先进村，了不起!”他和老史一见倾心，一同创建淀粉酶厂。正好附近小冀镇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又派人到无锡、南京、天津，学的也是菌种、化验、发酵、提取、精制等技术。

  机械设计请的是另一位工程师，老史在家招待，还拿出了在北京开会时买的茅台。酒过三巡，工程师提出，他家新居装修要5万元，工厂投产后要抽取前3年利润的10%

  憋一肚子火儿的老史，急电从郑州工学院召回了准备考研的世领，还有村里送去进修的6名学生。养兵千日，他赶鸭子上架，逼这些子弟搞机械设计。可这是一个高科技生物医药大企业呀!他喝问儿子：“你们说说能干不能干?”世领说：“咱试试，兴许差不多”他吼道：“你别差不多，投资400多万，搞砸了，刘庄三五年翻不了身!”7名学子向大学请假半年回了刘庄而正是老史这一逼，逼出了一支技术和管理的“子弟兵”，使刘庄公司发展引擎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世领带人赶赴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从一位王工手里拿到部分图纸。又到山西清徐县一家淀粉酶厂取经，厂方见钱工介绍信很客气，但车间保密，世领设法溜进去察看了发酵罐、喷雾塔那套设备他把学过的机械设计与生物医药工程原理相结合，埋头一个月画出了图纸。钱工一看就点头，不比专业技术人员设计差。

  建厂一期工程，从发酵到提取的180个直径2.2米、高十几米的巨型罐，一些采购不到的机械设备，都是刘庄自力更生解决的，节省资金上百万元。但还需投资460万元，村集体只拿得出200万元资金，村民们又主动集资260万元。

  二药一位朋友来看老史，老史问他：肌苷与淀粉酶，哪个项目利润高、前景好?就这一问，利润高好几倍的肌苷取代淀粉酶，成了刘庄主打产品。肌苷应用于白细胞、血小板、心脏、肝脏、眼部等疾病治疗，当时主要是依靠外汇进口。而这微生物工程，从庄稼到细菌，涵盖极其浩瀚，老史宣告：“一旦进入生物工程，刘庄经济就开入了公海!”

  然而，一个泥腿子，年过半百，菌种没见过，显微镜没摸过，只读一两年私塾，还是在扫盲班完成的开蒙。从黄河边到公海上，是一次多么巨大的革命性超越!

  村支书、村主任、农工商公司总经理“一肩挑”的老史，戴上老花镜，捧着书本，就着光亮，嘴唇微微翕动，一句句一篇篇，用比常人慢几倍的速度，攀援在陌生而艰深的知识结构中。他的用功并非现在才开始，床头书堆里，已有土壤学、栽培学、遗传学、气象学，也有马列政治、管理科学、天文地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还有多种报刊。原村党委副书记张秀贞记得清楚，老史曾抱着一部《哲学辞典》，啃了整整2年，光为一句辩证的“群体存在个体之中”，就和村干部讨论了好几天村民们说老史，到地头是老农民，到厂里是企业家，到家就成老学究了。

  药厂遇到下马威。10吨水解糖装入大罐提炼，正常可提取30多公斤白色结晶的肌苷粉末，可罐里出来的却是黑糊糊的臭水，后来提取了肌苷也只有4两。就在钱工焦急查找染菌原因时，倒一罐2万多块钱，倒一罐2万多块钱，流走的全是刘庄人的血汗哪!老史去北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10天回来，一进车间，大群职工就围上来了，副厂长和车间主任几个大老爷们竟然嚎啕大哭。“别哭了!”老史一声断喝，“创业哪有不作难的?不作难就不叫创业了。创大业，作大难;创小业，作小难;不创业，穷作难!”有天他忽然问钱工：染菌是不是因为空气?钱工惊道：我也刚刚想到真空设备漏气问题，你这个棉花专家，又成生物工程专家了?!

  1986年，刘庄药厂正式命名为河南新乡华星药厂，史世领当了第一任厂长。仅隔2年，老史又提议投资1700万元上二期工程，村民阻力很大。为了给大伙儿一颗“定心丸”，他竟与全村300多户每家签订了一份天下少有的“不平等条约”：老史以个人对集体，通过向集体贷款、向农户借款的方式筹资上二期工程，赚了全归集体，赔了他个人承担

  高耸的厂房、庞大的机组、粗壮的发酵罐、巍峨的冷却塔，一簇簇钢铁丛林在田野上生长起来。华星药厂健步如飞，2000年上二期，2002年上三期，2003年上四期。抗生素项目上了青霉素工业盐、溶剂、粉针、无菌粉，又上红霉素、卡那霉素，并建起4.8万千瓦电汽配套热电厂900亩工业园区一片繁忙，上下班时分，厂区吞吐着五六千名刘庄职工和外村外地合同工，自行车摩托车车流如潮，汇聚而来，分驰而去

  老史床头放着对讲机，天天一睁眼就说药厂。在指挥吊装的10吨、20吨巨型罐下面，他就像一名小不点儿勇士两个儿子悄悄叹息，大儿子说父亲不论ABC还是CDE啥都管，小儿子说父亲让年轻人玩儿得太少。

  老史去世时，捧出了华星药厂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年产肌苷500吨，是全国最大生产厂商之一;年产青霉素原料药5000吨，产量居全国第三，出口创汇居全国第一;进入全国医药销售排行前百名，年产值占全村总产值80%以上。

  史来贺逝世后，刘庄又经历了一个10年发展期。史世领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要想守好业，必须创新业。”现已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配套发展、循环经济的新格局。全村经济指标2008年达到最高点，出售的收益20多亿元，生物医药约占90%，上交税金近2亿元。在近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出口、销售、利润下滑以后，刘庄更坚定了走科学技术创新之路的决心。目前经济实体的两大支柱，一个是集体所有的华星药厂;一个是与沿海企业股份合作、投资10亿元的河南绿园药业，30多个产品销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同时也在京沪等地企业入股。科学技术创新则有2个亮点，一个是研究药用蛋白的生物研发中心，一个是研究半合抗(头孢)、维生素、氨基酸等的化学研发中心。这些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与中国科学院等知名院所和高校合作，网上对全国招聘人才，进口国际先进设备，努力进入国家创新绿色通道，已产生了2项专利。刘庄已是国内最大的肌苷和抗生素、维生素、氨基酸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出口总量居全国前列。更可贵的是，已先后投资3亿多元，建成了医药行业一流的环保设施，经微生物技术处理的工业废水以及民用废水，完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2012年，刘庄364户1795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万元。

  讲了50年发展，搞了50年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史来贺早就认定：发展靠人民，发展为人民，一定要让群众分享发展成就的荣光，一定要让群众分享发展果实的甘甜。而且，不要等到花儿都谢了，不要等到骨头都糟了，要最及时地分享，要最充分地分享。

  记者在刘庄，不断遇到自发前来的参观者，除了团队，还有坐电三轮带孙女来的80多岁农村大娘，有徒步来的民办教师，有从新乡市骑车来的知识分子夫妇。那对夫妇羡慕地说：“村子真漂亮，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比城里的小区还好!”

  全天候安保的刘庄新村，草木葱茏，红鱼在水中游弋，农家院的树上垂满了硕大的紫石榴。休闲健身广场之夜更是热闹，姑娘和小伙子随着音响K歌，中老年人唱戏跳广场舞，小孩子玩耍做游戏，还有篮球比赛，下棋打牌。村里每逢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组织4场文艺演出，参演村民从3岁到80岁达200多人。每年春节还定10场省市级剧团的豫剧大戏，而且把全国京剧当红名角于魁智、李胜素请来演《春草闯堂》、《失空斩》

  这里没有“房奴”“孩奴”，没有“蚁族”“蜗居”。村民除了年薪和奖金，50多项公共福利几乎覆盖了整个生活。免费分配米、面、油、粉条、豆腐、瓜果，每天定时供应鲜奶，每5天分一次鲜肉;免费用水、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免费医疗，村民由集体出资参加新农合，个人出资部分再予报销;还请县镇医院带仪器到刘庄卫生所，每年2次为村民体检。免费上学入托，村里投资2600万元建起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七里营中学整体迁入)为一体的现代化教育园区，并为教师上浮工资。还免费办网络远程教育大专班、中专班和专业培训班。

  刘庄的农民，男68岁退休，女60岁退休，享受补助以外，每年发退休金7800元，老党员和65岁以上者发9000元。村老龄委每年组织旅游，京沪津赣皖和延安西柏坡郑州西安南京济南青岛泰山都去过。1991年在北京城楼上，有位游客见这一两百个老农民浩浩荡荡旅游，好奇地拉住其中一位老大娘，问你们是哪儿的?70多岁的老大娘玩得连老家都忘了，只自豪地说：“俺是史来贺那个庄的!”

  老史从小深知，贫贱农家百事哀，就数盖房最苦。他当村支书的前20多年，为群众住房有救不完的急。那些年雨水好像特别多，村民们记得，雨中总有一个披蓑衣的身影，带着村干部到处巡察，排水，支撑危墙，遮漏雨屋顶

  第一代是两层楼。1976年初，集体有了积累，老史请北京建筑设计院出设计图，原则是节约土地、拆旧建新、一户一院、楼上楼下、整齐美观、50年不落后，这在“文革”中太超前了!县里来人劝他“先治坡、后治窝”，他说：刘庄的坡早治完了，难道要群众一直住茅草屋?刘庄农民为了梦中的一方美丽结实的屋檐，白天种棉粮，晚上盖楼房，连90多名妇女都掂起瓦刀搞竞赛。一个西北风呜呜叫的凌晨，老史正一块接一块往二楼抛砖，突然捂住心口，踉跄着晕倒在地，心脏前间壁小面积梗塞几乎要了他的命全村人义务奋战6年，53排200多套1400间赭红色的双层向阳单面楼，终于“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宛如一簇破壳而出的红润新生儿，在贫瘠中站起梦幻一般的真实。

  第三代是别墅群，老史去世前3年动的工。400套别墅，采用抗8级以上地震的全框架结构，3层加地下车库，一院一户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共有8室4厅2厨3卫，配备宽带、闭路电视、中央空调、轻音乐音响，集中供应水、电、暖气、天然气，还有生活废水集中处理系统。家家都有书房，许多还添了钢琴、跑步机、按摩椅，窗明几净，雅致温馨。

  这三代新村，没占耕地，没向国家伸手，没向群众摊派，没收村民一分钱。牛玉莲大娘4个儿子分了4套别墅，她在轮流赡养中都住一楼，喜滋滋地说：“4个一楼都是我的!”

  全国专家学者座谈“刘庄现象”，惊叹：村民分配中呈现了这么多的“因素”，正是这一些因素，更坚定了刘庄人的理想信念!

  去世10年的史来贺，已是乡村里的一个背影?只是百度上的一个名字?不，他在这里。

  他说过：“《东方红》里唱：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光芒，其实就是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发出的光的总和。党员都是发光体，群众都有趋光性。”

  那年，46岁的他心肌梗塞，到省会郑州治病时，外面谣传他死了，村里一位老人闻讯病倒。他回村后看望老人，老人颤抖的双手在他脸上身上抚摸着：“可得爱惜身子骨啊，全村人靠你撑旗哩。”

  一个人撑旗能撑多久?老史一定深谋远虑。有次村干部会上谈到孩子，他问大家想给孩子置下点什么?有说房子，有说汽车，他说：我看，置这置那，不如给孩子置个好思想。

  所以，“我一生就干了两件事，把群众带到富路上，把群众带到正路上。”他说的是路上，刘庄的一条康庄大道还在延伸，理想还在远方，为了长治久安，他不仅创下了一笔财富，更留下了一代新人。人，才是刘庄最牢稳的基业，才是未来最可靠的保证。正如一位外国政治家所言：“人即城，人即垣，人即池。”

  从精神而言，刘庄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池。它的核心“五个坚持”：坚持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合理差别共同富裕，坚持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刘庄世代感悟凝成的基石。

  村中一根高大的标志柱上，环绕14只手臂14只圆环，象征全村14个姓氏手拉手心连心。被冠以“首富”的刘庄人，彻底打破了“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的逻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信党不信邪，齐心奔幸福，自力更生，奋进超越，已形成了一种独具刘庄特色的意识形态。这正是史来贺留下的无形遗产。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书。”50年的老支书，永远的老支书，这个澄澈明亮的“发光体”，一生的操守，一生的感召，化作了无言的照耀，无尽的照耀。

  第一代新村建了6年，分期分批入住，老史是最后一批搬进去的。由于他的带头，村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边红色新楼房里住的都是普通村民，一边灰黄老土屋里住的都是党员干部。老史说：“搬新楼房，先群众，后干部，这是要让党员干部们懂得，一个真正的人办事的先后顺序。”第三代别墅，老史家又是最后一批入住，可他自己没能等到这一天。这成了刘庄人心里永远的痛。临别，村民恳求：让老书记的灵柩在别墅里停一停吧。可他只留下了天国的回眸。

  老史从1965年起，先后由县委、地委开工资。起初工资比劳力工分收入高，他一连12年向村里交工资，按劳力中等水准拿工分。1977年起，劳力收入远超于他的工资，他又退出工分拿工资。连回村的退休干部和教师都享受的公共福利也不要。

  他家老宅6棵大榆树，小张庄木匠出价3000元要买去做马车没有卖，儿女嫁娶打家具也没舍得用。建集体新村时全部贡献出来了，村里作价2000元，他只收了1000元。

  食物极度匮乏的1960年，他赴京出席全国民兵英模会，公家发了20斤粮票几十元钱，到会上农民代表免交钱粮，他如数上交给了村里会计。

  儿子在厂里随手拾了一根两三尺长的废旧铁管，回家修童车，他发现后让儿子付了钱。

  他说：“有人说我史来贺一生不爱钱，这话不对，集体致富咋能离开钱?但员只能为党增光，不能以权沾光。党员干部不怕吃亏，才能说话有人听，号召有人应。”

  《热爱集体，更热爱国家》，是《人民日报》报道刘庄时配发的评论标题。三年困难时期那一年，刘庄交完7万多斤公棉，还余超产棉3.7万斤。往南走15里赶大集，一斤卖高价8元钱;老史带头往北走7里交公棉，平价一斤卖2元钱，全部支援了国家。

  刘庄家大业大，老史这个一把手光管监督，50年不批钱、不签单。他待了20多年的办公室，3间砖土平房20多平方米，被6张木床和桌子几乎摆满，顶棚也被冬天烤的棉柴火熏得黢黑。干部开会，天冷就挤坐在床铺和小板凳上，天热就把床席拉出去坐在树底下。

  他曾经给村里干部每人发过两个本本，一个工分本跟群众一样记出勤，一个“为人民服务本”记奉献。村里干部说，干了30年不知啥是补助，分配不比群众多得一点，啥事还得比群众跑得靠前，夜里群众睡了，干部还要开会学习。所以在刘庄，没人拉票争官。

  吃喝风在刘庄更刮不起来，无论哪级领导来，村里家常饭就挺好。老史与外甥聊过：“啥好啥不好?想吃啥啥好。你老舅从小到大啥没吃过?从吃野菜树皮，到吃国宴，还是白开水、热馍就炸辣椒最舒服”

  他去世后，整理遗物的人直掉泪。老书记家是全村最简陋的，最值钱的就是新飞冰箱、18寸彩电，老柳木圈椅、老方桌、长板凳已是村里的古董;卧室里，木板床铺着旧被褥，房间从南到北扯了2根长铁丝，上面搭着四季衣服，连一个衣柜都没有。他的遗物，只有用旧了的草帽、老花镜、放大镜、计算器、手表、小收音机、对讲机

  “咱刘庄一千多口人，谁都没有亏，只亏了一个人，史来贺呀!”刘庄百姓抚胸扪心，人活着絮絮念，人死了泪涟涟。

  一位外地参观者感叹：“人活世上，哪天都会遇到牵涉个人利益的事，谁能真正这样清廉无私，对自己刻薄到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对史来贺，学习容易做到难啊!”

  如今，在刘庄村党委的9个支部200名党员中，时时可以感觉到老书记的存在。“党员联系户”制度坚持数十年，每个党员